文天祥为什么不肯劝降?从临安出城,到大都写诗
元军要文天祥写信,收信人是仍在抵抗的宋将张世杰。文天祥交出的却是一首诗。从两次被扣留和兄弟不同的选择,读南宋最后的几年。

临安城外,他为什么愿意出使?
1276年,元军逼近临安,也就是今天的杭州。对城里的人来说,难题已经不是在地图上守住哪条边界,而是明天还有没有人能调动军队、保住都城。一位先前在江西募兵的文官走出了城。他是文天祥,此行的身份是南宋的谈判者。后来最出名的那首诗,此时还没有写出来。
在《指南录》后序中,他回忆自己愿意前往的理由:双方此前有使者往来,他想亲自探明对方的实力和意图,再回来商量怎样保全宋廷。他把安危系在一次可以来回的差使上。可是谈判需要双方都承认使者有返回的自由;元军统帅伯颜将他扣下,临安城里的人等不到他的消息了。
逃出京口之后,自己人也不敢开门
文天祥被押着北行,到了京口,才找到机会脱身。逃出敌营不等于回到安全处:江上有巡船,陆上有哨骑;更棘手的是,宋军守将也听到了有人要冒充丞相前来劝降的消息。哪怕他说的全是真话,守门的人又凭什么相信这个忽然出现的陌生人?在真州,他碰上的正是这样的猜疑。
可以把他的路线读成一串地名,也可以注意他一路改变的交通方式:离开有人把守的渡口,绕开可能暴露身份的道路,最后从通州一带乘船走海路南下。他将沿途所作的诗分卷抄录。这样,一个原本只能证明自己逃生的行程,也留下了关于江淮战局、消息阻塞和地方守军处境的见闻。
离开一座都城,为什么战争还没有结束?
临安归降后,南方仍有宋室成员和臣僚组成新的朝廷。对文天祥来说,出逃的目的本来就不只是回乡;只要还有能联络的军队和愿意提供粮食的人,他就仍以宋臣身份行动。后来的抵抗辗转江西、福建、广东,离开都城的档案、仓库和官署之后,每次失败都可能让人手和供给一起流失。
他最终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。这一次,他不是等待谈判结果的使者,手里也没有可以重新调动的部队。他被押到广东沿海时,张世杰等人还在海上。正是这段短暂的重叠,使元方有理由请一个已经失去兵权的人动笔:他不能再下达军令,但他的名字也许还能影响旧日同僚。
一首写海的诗,怎样成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
据《宋史》文天祥传,元将张弘范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,文天祥没有照办,而是把《过零丁洋》写给对方。细读这首诗,会发现它没有教张世杰采取什么战术,甚至没有直接对他说话。诗先提到自己靠读书入仕,又说到战争中的飘摇;惶恐滩与零丁洋,是走过的地方,也是此时的心境。
到了结尾,问题从还能不能取胜,变成了失败以后愿意留下什么。一封劝降信需要以写信人的声望保证某种选择可行;这首诗恰好相反,它说明作者不愿把声望用在这件事上。1279年崖山海战结束了南宋最后的朝廷。诗没有改变战局,却让那次拒绝有了比口头答复更长的生命。
同一对父母,两个不同的选择
到了元大都,文天祥被囚禁,拒绝在新朝任职。在《正气歌》的序里,开头并没有一座雄伟的殿堂,而是一间进水、闷热的土室。先写这些令人不适的气味和感受,再写值得效法的前人,诗中的操守才有切实的分量:那是在一个不能自由离开的地方,一天天维持下去的选择。
他的弟弟却走上了在新朝任职的道路。文天祥听到弟弟到来的消息,写诗让骑马者与囚徒并列;结尾并没有把兄弟简单分成忠诚者和背叛者。由此可见,至少在这一家人的处境里,侍奉过谁、向谁承担责任、怎样保全亲人,会得出不相同的答案。他给自己划下的一条界线,不等于替所有南宋人开出的命令。
北京的一座祠,保存的是哪个时代?
1283年,文天祥在大都被处死。今天走进北京府学胡同的文天祥祠,面对的既是宋元之际的人,也是后世纪念他的方式。比如院中《正气歌》的刻石,其书迹所本为明代文徵明。诗的作者、写下这份书法的人、今天观看石刻的人,隔着不同的年代,却在同一处读到了这篇文字。
后世称颂文天祥的词汇,也像石刻一样有自己的来历。可以理解人们为何将他的名字与爱国相连,也可以回到他的诗和行动,看他怎样对待君臣之义、家人的不同道路和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朝廷。只看朝代表,南宋的故事止于1279年;循着一个人的生活往下走,才看见政权消失以后,曾经承担的责任并不会在同一天消失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