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与文化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:一个人如何记录许多人的时代

受了最深的耻辱,写下第一部通史:司马迁用“究天人之际”六个字,换回了余生的意义。

西汉,前2—前1世纪预计阅读 3 分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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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的遗愿

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,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,立志修一部通史,没能完成,临终握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:“余死,汝必为太史;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”——我死后你必为太史;做太史,别忘了我要写的书。

司马迁俯首流涕:“小子不敏,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,弗敢阙。”三年后他继任太史令,得以阅读石室金匮的国家藏书。二十岁那年他曾壮游天下:上会稽、探禹穴、泛沅湘、北涉汶泗,在孔子故里看乡人演习礼仪,在楚汉战场听老人讲旧事——这些行走后来都变成了《史记》的质感。

一场飞来横祸

公元前 99 年,将军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匈奴,被八万骑围困,血战八日,弹尽粮绝而降。满朝哗然,纷纷落井下石。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,他坦率地说:李陵平日孝信,此次是以少敌众,降可能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。

武帝大怒——这话刺到了指挥失利的贰师将军李广利(武帝宠妃的哥哥)。司马迁被定罪“诬罔”,按律可以出钱五十万赎死。家贫,交不出。“交手足,受木索”,最终选择了最屈辱的一条路:腐刑。

那一年他四十七岁左右。他在后来写给任安的信里说:“祸莫憯于欲利,悲莫痛于伤心,行莫丑于辱先,诟莫大于宫刑。”——没有比这更深的耻辱了。他想到过死,但“所以隐忍苟活,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陋没世,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”。——书没写完,不能死。

究天人之际

《报任安书》里有一串著名的排比: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……《诗》三百篇,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
司马迁把自己列入了这个受难者的谱系,把修史从职业变成了生存的理由。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: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”

《史记》全书一百三十篇、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:本纪十二、表十、书八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。写帝王,也写项羽这样失败的英雄;写诸侯,也写孔子这样无位的布衣;为游侠、刺客、商人、医者、滑稽人物立传——在“成败论英雄”的世界里,他给失败者和边缘人留了位置。

藏之名山,副在京师

《史记》写完,司马迁知道它与当世的权力不会合拍(汉武帝看得到的部分据说让他大怒),所以“藏之名山,副在京师”——正本藏好,副本留在长安,等待后世的主人。

《史记》之后,中国的正史有了范式:此后二十四史,体例皆祖《史记》。它教会后人一种看历史的方式:不歌颂胜利者,不涂抹失败者;制度要有“书”,人物要有“传”,每个人物都要放回他的处境里去理解。

司马迁的卒年没有记载——他像他笔下许多人物一样,退出了历史现场。但每当我们说“历史不会忘记”,背后站着的就是这个人:那个受了最深的耻辱、却为所有人保留了记忆的人。